永恆的幻滅 Eternal Disillusionment

　　華語名詞，有名副其實者，有名存實亡者；而最險惡的一種，是名仍其名，實已易主，不單易主，而且所云正好相反──軀殼原封未動，魂魄早已偷天換日、黑白顛倒。「民族主義」四字，正是此中翹楚。欲讀先總理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必先識破這樁百年懸案。「民權」者主權在民，「民生」者厚生養民，文義曉暢，聚訟無多；獨「民族主義」一條，自引入漢語之日起，便注定要經此一場漫長的流變，以至於斯。今日所謂之「民族主義」，與孫先生筆下之「民族主義」，共用一副面孔，卻懷著兩顆截然相反的心臟──一顆向著平等，一顆向著凌駕。若不釐清箇中深意，恐怕要招來無謂的誹謗了。 　　孫先生所謂之「民族主義」，乃是「民族平等主義」。彼時中國，租界林立於口岸，關稅操於他人之手，國人在祖宗之地上做著次等之民。故先總理言此主義，是教俯伏者起立，教沉默者發聲，向踐踏者討還「平等」地位──所求者，不過是「毋令人欺我」，而絕非「許我欺人」。其中的分寸，如同囚徒之爭自由：他要的是打開鎖鏈，而不是接過獄卒的皮鞭；倘若有囚徒爭的竟是皮鞭，那他所反抗的便不是牢獄本身，而只是自己在牢中的座次。而今日流行於漢語世界的「民族主義」，恰恰是後一種囚徒哲學：不問鎖鏈之有無，只問皮鞭之誰屬；不求各民族之並立，只求本民族之獨尊。此謂「民族優越主義」。什麼是「民族優越主義」？「種族（歧視）主義」之雅稱而已，說白了就是「種族歧視」領到的一紙體面文憑。同一名詞之下，一為解藥，一為病毒；百年之間，幾代人捧著病毒當補劑，一飲而盡，還意猶未盡，猶恐死得不快。 　　道理本極簡單，近乎不必申說。人之種族、性別、體貌、健康，皆定於受胎之刻，成於出生之前，終其一生，分毫不可改易。凡以此類先天之物，為人分品第、定貴賤者，皆文明之公敵──這本該是普天之下不言自明的道理。「驕傲」必須有其來處：學問可傲，因為那是燈下的歲月；技藝可傲，因為那是掌中之繭；德行可傲，因為那是千百次抉擇裡的自持……而膚色不可傲，血統不可傲，出生地的經緯度尤其不可傲──以先天標籤為勛章者，無異於以彩票中獎誇耀勤勉，以投胎運氣冒充畢生功業。明乎此，則種族、性別、健康，其理一以貫之：一切以「身分」定優劣的政治（即「身分政治」），無論旗幟是何顏色、口號操何腔調，其骨子裡是同一種惡臭。 　　然而正是這種惡臭，今日在寰宇之內公然登堂入室，而且諸派並起，各領風騷，竟無一派可以倖免於指摘。 　　試看海外華語世界的...

　　人間諸惡，形貌萬千，然究其品類，不過兩種：一為竊鉤者之惡，一為竊國者之惡；一是持刀行兇之惡，一是遞刀勸兇之惡。前者自然觸目驚心，而後者卻常常披著聖袍、執著經卷、面帶悲憫，站在道德制高點向眾生佈道。那陽光下的惡魔正是後者──烏托邦主義。若將世上一切已知的個體犯罪全數加總，其惡尚不及烏托邦主義之萬一。這不是修辭的誇張，而是邏輯的必然：個體的犯罪只是單純的邪惡，而烏托邦主義，是對邪惡犯罪的陰險教唆。 　　單純的犯罪極為有限。一個惡人，縱使窮兇極惡，其手所能及、其刀所能傷，終究囿於血肉之軀的邊界。惡人自有惡因果，無論生在何種時代、活於何種體制，他們都會作惡──這是其心性使然，非制度懲戒所能盡除。世俗體制無論多麼糟糕、多麼粗陋、多麼千瘡百孔，充其量也只是縱使惡人成為漏網之魚、逍遙法外而已。魚雖漏網，網仍是網；法雖有疏，法還是法。漏網之魚知曉自身是魚，知道網在身後，明白自己所行是惡，故其作惡尚存畏懼，尚須遮掩，尚要在黑夜裡匍匐行事。這便是世俗秩序哪怕再不堪，也仍然守住的最後一道堤防：它沒有顛倒善惡的名目。 　　烏托邦主義的所做所為，恰恰是掘開這道堤防。它不滿足於讓惡人漏網，它要為惡人正名；它不滿足於讓惡行苟存於暗處，它要把惡行請上神壇，供芸芸眾生頂禮膜拜。試看那曾以幽靈之姿遊蕩於舊大陸、繼而附體於半個地球的異端邪說：它曾許諾一個人人平等、按需分配、再無壓迫的人間天國，許諾歷史有一個終點，而終點的名字叫平均。可是通往天國的車票在哪裡？它說，在血泊裡。它告訴飢餓的人：你去搶劫，這不是搶劫，這是奪回；它告訴嫉恨的人：你去毀滅，這不是毀滅，這是解放；它告訴嗜殺的人：你去屠戮，這不是屠戮，這是為了迎來那個美麗新世界，是歷史車輪碾過軀體時必要的呻吟。於是，刀上的血變為旗上的紅，墳頭的土成了奠基的磚。烏托邦主義為惡人準備了數不勝數的作惡藉口，而且每一個藉口都鍍著金光、閃閃發亮，使最卑劣的惡行看似正大光明、莊嚴神聖，甚至帶著一絲殉道者的悲壯。 　　這已不僅是對惡人的放縱。放縱尚顯消極，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它則是積極的鼓勵，是敲鑼打鼓把惡人請進宗廟。若論更加聳人聽聞，它的教唆並不止於惡人──它同時教唆好人。惡人作惡本無須理由，但讓好人作惡，則需一套貌似完整高尚的神學，讓他們在夜深人靜獨面自我的清醒時刻稍稍逃避良心的撻伐。烏托邦主義恰恰提供了這套道貌岸然的神學：它告訴心地善良的青年，為了億萬人...

　　惻隱之心，是人類文明最溫潤、最被傳頌的品格。但若剝至其最核心的義理，人們或許會愕然發現，它並非純粹源於某種神聖的道德律令，而是深深紮根於一片名為「未知」的土壤。 　　人類之所以願意寬恕，之所以在法庭的審判臺前、在律法的條文中保留「可教化」的餘地，甚至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於「無罪推定」與「改過自新」的文明法體系，皆是因為身處時間的單向流束之中，對未來的模樣一無所知。因為不知一個犯下過錯的人日後會不會幡然醒悟，不知一顆此刻看似邪惡的種子是否能在漫長歲月中開出良善的花朵，我們纔願意給予機會。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正是惻隱之心得以生長、蔓延，並最終成為人性光輝的溫床。 　　然而，倘若時間的迷霧被某種神秘的力量強行吹散，未來的圖景如同一幅已經繪就、不可更改的畫卷在眼前徐徐展開，那麼，「惻隱之心」就將面臨毀滅性的解構。這是一個極度冰冷卻又無比精準的邏輯推演：若未來已知，則無「可不可教化」一說。 全知視角的降臨與道德的崩潰 　　當你擁有全知的視角，清楚地看見那個此刻正跪地求饒的罪犯，或者一個看似無辜的幼童，將在十年、二十年後掀起一場生靈塗炭的浩劫，你手中的屠刀，是否還能為他此刻的弱小而斟酌猶豫？全知者的眼中，寬恕不再是美德，卻是對未來無數無辜受害者的殘酷共謀；教化不再是希望，而是毫無意義的自欺欺人。 　　在未來的既定事實面前，人類引以為傲的道德抉擇被極度壓縮，最終只剩下兩個極端的選項：或絕對的寬恕，或果斷的處決。沒有半點猶豫的空間。當未來的鮮血已透過時間的壁壘刺痛了雙眼，殺戮便剝離了原有的殘暴屬性，昇華──抑或說墮落──成了一場精準的「物理預防」。這便是全知視角的無聲詛咒：它剝奪了作為凡人行使慈悲的權利，逼迫你以神明的姿態，執行最冷酷的法則。 歷史的切片：民國三十四年的血色決斷 　　讓我們將此宏大的哲學思辨，降落在一個具體而微的歷史座標點：民國三十四年。那是一個舊秩序在連年的炮火中徹底崩潰，新秩序尚未在血泊中建立的混沌年代。無數的勢力在暗處角力，土匪橫行，草菅人命，整個社會處於一種極度焦躁不安的邊緣。 　　假設我們帶著未來的完整記憶，以一種近乎神明的姿態回溯至此，面對一個在未來史書上終將引發滔天血案、封城滅村的土匪團伙，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基於全知的邏輯，答案是殘酷卻唯一的：如果回到當年，就絕不能放過土匪團中的任何一人。 　　這不是一場通常意義的剿匪戰鬥，而是一場...

　　在語義被高度符號化、甚至被刻意誤讀的輿論場中，大眾對社會學核心概念的認知往往蒙著一層幽微的迷霧。最顯著的無知莫過於將「個人主義」等同於「利己主義」，並將「集體主義」粉飾為「利他主義」。這種顛倒黑白的定義對立，不僅將詞語的原意連根拔起，更掩蓋了文明演進與社會運行的真實理路。當我們剝離意識形態的濾鏡，深入考察人類文明的互動模式時，會發現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悖論：強調「個人價值」的社會往往展現出更強的「利他」傾向，而動輒以「集體」之名行事的環境，反而容易催生出大批「極端利己主義者」。這種南轅北轍的邏輯倒置，實質上源於兩者對權益邊界與社會契約本質的認知差異。 　　究其根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分野，完全體現於對利益劃分區塊大小的界定。「個人主義」的核心預設是：每個人都是獨立且神聖的利益主體，其權利具有不可讓渡的原子性。在這種視野下，社會被視為由一座座獨立堡壘組成的有機群落，由於每個人的權益邊界清晰且不可合併，保護「整體」的唯一途徑便是保護組成整體的「每一個」個體。當人們有了這樣的共識，制度的基石就會被設定為守護所有個體尊嚴的底線，此時一個奇妙的置換便發生了：因為深知只要有一個人的權益被非法侵佔，自己便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每個人遂產生了為他者爭權的內在驅動力。在個人主義社會中，那種強烈的「利他」傾向，本質上是一種深謀遠慮的自保──人們透過建立普遍性的法律與道德護身符，確保自己在身陷囹圄或遭遇不公時不致無人問津。這種基於安全感而催生的同理心，讓「保護他人」與「守護未來的自己」在邏輯上達成了完美統一。 　　然而，「集體主義」的運作邏輯卻走向了無比黑暗的深淵。它預設存在一個高於一切的抽象集體，為了這個「宏大」共同體的繁榮，個體乃至小共同體的利益就隨時都可以被擺上祭壇。在這種宏大敘事的陰影下，個體的權利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薛丁格狀態」──你永遠無法預知自己何時會成為被犧牲掉的「代價」。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與深層恐懼，非但不能孕育出真正的利他精神，反而會激發出求生本能下的極致自私屬性。當社會不再提供穩固的權益保障，每個人都必須在隨時可能坍塌的環境中爭奪有限的存量資源，以防自己淪為被平攤、被挪用的對象。那些被詬病的「冷漠者」或「自私者」，往往並非天生道德感缺失，而只是因為在一個權力可以隨意切割個體的環境中，他們除了自顧不暇，已無餘力顧及他人的苦難。沒有任何人可以預料自身是否會...

　　許多人對「封建禮教壓制自由戀愛」存在深刻誤解，尤以不求甚解者最容易把問題理解得正好相反。封建禮教究竟從何處壓制了所謂「自由戀愛」？若不先釐清這個問題，就無法理解「自由戀愛」這一近代纔出現的嶄新概念。倘若有人以為「自由戀愛」等同於「性解放」、或與「女權」中那種「我的身體我作主」的理念同源，那便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不是全然無關，而是南轅北轍。 　　元明清以降，民間戲本、話本、小說汗牛充棟，《西廂記》、《牡丹亭》、《金瓶梅》等無不在「性愛」上極為奔放。無論痴男怨女、白面書生、大家閨秀、小家碧玉，皆動輒私相授受、踰越綱常。這些作品本質上只能算作「性解放」，若說它們「反封建」，未免張冠李戴。眾多卷帙之中，唯有《紅樓夢》確實呈現出「反封建」的深刻旨趣，以致招來朝廷震怒焚燬，而全書至今原稿散佚，未能完璧。此事恰恰說明：封建王朝從不畏懼性解放，「性解放」與「反封建」是兩個涇渭分明的概念。細想即可明白：若「性解放」被視為大逆不道，又怎會青樓妓館遍地、歷朝歷代皆予以默許，甚至視為稅收來源之一？ 　　再讀《紅樓夢》，其中對性愛的描寫不僅少之又少，且多以隱筆帶出，語中含蓄深意，明顯帶著譏嘲。寶玉與黛玉兩人，更是冰清玉潔、守禮異常，可謂「相敬如賓」，毫無半點踰矩之行，這又是為何？正因寶黛二人之情，本質上屬於「靈」情，而非「肉」情。寶玉不肯刻苦讀書，眾人如寶釵、湘雲、襲人、賈政、王夫人等皆對之諄諄勸說，唯有黛玉能真正體貼其內心。曾有一回，史湘雲與寶玉又提及科舉求仕的「經濟」之事，寶玉不耐煩地高聲抱怨：「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要說這話，我也和她生分了！」可見林黛玉之於賈寶玉，不僅是青梅竹馬，更能心意相通──若以今日之詞形容，二人正是無可質疑的「靈魂伴侶」。 　　自古論愛情，常有「靈」與「肉」之分。故「自由戀愛」在古代並非絕跡，小戶人家若男女互相傾心，男方立可請父母或尋媒人提親，既有禮法依據，又可「明媒正娶」。即便豪門大族，只要門當戶對，此事亦非不可行。但若遇真正的家長包辦，則新人往往要到洞房之中掀開蓋頭的那一刻，纔第一次見面。傳統婚姻的核心祝願是「早生貴子」，洞房之內置放紅棗、花生、桂圓、蓮子，亦是為了諧音警醒。事實上，「早生貴子」正概括了封建禮教對婚姻的一切理解：婚姻的核心義務便是傳宗接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此，傳統婚姻對「肉」的重視遠勝於「靈」，包辦婚姻中的男女，見面後首先要...

（2021年6月舊文重發） 　　我已經算是死過一次了。聽說，死過一次的人，其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不會再執著於生命中毫無價值的東西，不會再執著於過去苦苦追尋的煩惱，同時，他們也不會再忽視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了。當然，以上說辭本身就是一個「左右逢源」的投機取巧，因為它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毫無價值的東西」，什麼又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對它們進行解釋，從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但是，經歷過瀕死邊緣的人，其三觀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一點毋庸置疑。 　　我的抑鬱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只知道過完了大三上學期，我就已無法自拔。它的產生可能並不是出於某一個重大的打擊，而是長期以來各種各樣小事的反復積累。我只知道當我發現它的時候，他已經不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了。那是一段非常灰暗的回憶，我感覺從天堂墜入了地獄，像是每天早上醒來都在牢房裡。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讓我開心，甚至看到笑話也不覺得它們好笑。同時，任何事物也無法使我淚流滿面、義憤填膺抑或陷入深思。那是一個情緒的監獄，我被關在裡面，沒有一點聲音。我就像進入一個杳無人跡的荒島，獨自漫步在永無止境的海灘，走不出去。每天清晨，凜冽的寒風將我吹醒，我看到荒無人煙的野地盡頭那一輪慘白的太陽；每天傍晚，我對著血紅的夕陽看過去，心中沒有波瀾。那時的我不想吃飯，不想睡覺，不想散步……我感到即將死去，人生並沒有意義。 　　那個冬天，深圳的氣溫很低。我每天拖著行屍走肉般的身軀走到南山智園實驗室，機械地做著連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麼的工作。終於有一天，我再也無法忍受這樣的狀態，去醫院做了檢查，結果不容樂觀。於是，我回到家裡，希望溫馨的家能夠給我一些精神的安慰。但是，我並沒有得到些許安慰，迎接我的是更加空曠的房間和更不理解我的父母。我終日默坐，不能感到一絲清淡的歡愉。我開始大把吃藥，每天過得生不如死，每次醒來都感到世界即將崩塌。那段時間的我，自暴自棄，絲毫不能感受到人生的樂趣。「也許人生也沒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吧。」我常常想。 　　往往最絕望的時候，事情就會迎來轉機，如果你得了抑鬱症，那麼任何人都幫不了你。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上蒼，只要你不放棄，天意也會在冥冥中眷顧你。你永遠不會想到對抗抑鬱的方法就在你身邊，也許，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門課而已。 　　回到學校，我開始改變自己的作息，每天早睡早起。同時，我開始每天例行跑步、泡圖書館的生...

　　人們總是認為，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他們卻彷彿從不曾回頭看看腳下的歷史。所謂的「正向思考」總是會在人群中失控而一發不可收拾，但是冰涼的、不近人情的歷史卻總是將沉溺幻夢的人拉回殘酷的現實。歷史是黯淡的，它不動聲色，卻輕而易舉地將人們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擊得粉碎。 　　想要打擊一個抱有積極幻想的人是很容易的，只要將他的一切思維邏輯復刻並丟入一段暗無天日的歷史中。歷史會告訴他，他之所想不過夢幻泡影，一切都是那樣地可望而不可及。 　　讓我們馬上做一個有趣的思維實驗──假設一個人出生於1900年中國上海灘法租界的一個富商家庭，此時正值清光緒二十六年，上海境內西方列強租界林立、對外貿易頻繁、工商業繁榮、文娛產業發達。他從出生開始長到十二歲，度過了幸福而安穩的童年時光。十二歲時，恰逢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此時的他可能尚處懵懂的少年時光，但對如此改朝換代的大事必然不會毫不知情，所以他應當會對未來充滿希望，因為封建帝制終被推翻、國家前途一片光明。此時的他仍在學堂，但也開始跟隨父輩學習打理家族的一些產業，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就這樣過了二十年，期間中華民國雖然經歷了軍閥混戰和北伐戰爭，但身處法租界的他依然像生活在世外桃源，此時的上海灘租界高度繁榮，他的家族產業不斷壯大。直到1932年，日軍佔領淞滬鐵路，所幸的是，戰火並沒有延燒到租界中，這一年他三十二歲，正值「而立」之年。五年以後（1937年），蔣中正調動七十萬軍隊與日軍展開了長達三個月的淞滬會戰，上海租界北半部遭受重創，他仍然僥倖躲過一劫，但此時的上海租界卻因此進入「孤島時期」。又過了四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但為了維持上海「國際都市」的形象，並未破壞其經濟的運轉，1943年，已有百年歷史的上海租界被日軍交還給「中華民國汪精衛政權」，而此時的他已至「不惑」之年，依舊忙碌於自己的產業，未受戰火過多的影響。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蔣中正從日軍手中接管上海，然而太平的日子還沒過幾天，國共內戰就此打響，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從大陸撤退至臺灣，上海被解放軍攻佔，此時的他，已經快到「知天命」之年，雖然飽經戰火，他卻樂觀地相信，這個新成立的政府一定會使得中國保持繁榮富強的氣象，也一定可以將他的生活恢復到久違的安寧與平靜。然而1949年後，他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地壞了下去，1953年，他的家...

　　如果你想毀掉一個東亞國家的文化，只需在那個國家挑起民粹情緒即可。這一招屢試不爽、百試百靈，可說是東亞文化的一大殺器了。對於熱愛古典文化的東亞人來說，我們終將如浮草飄蓬般遊離於任何主流社會之外，失去心靈的寄託和歸宿，隱入虛無縹緲的塵煙之中。民粹主義早已盛行，並已經或正在摧毀整個東亞地區的傳統文化。 　　民粹是如何毀掉文化的？首先，它需要把社會撕裂成兩半，並賦予「無知者無畏」的一方充滿力量的錯覺，這樣虛假的「力量感」可以美其名曰「民族自尊心」或「文化自信」等，被冠以冠冕堂皇的詞彙，通過這樣的「虛偽自信」，就可使這一群「無知者」對另一群「有知者」發動無腦且狂熱的攻擊，最終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這場戰爭。如此，「有知者」就會被一批一批地屠殺殆盡，他們的理性在人群的狂熱面前變得一文不值，正如法國群體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所寫之書《烏合之眾》中所述：「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個體願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由此，文盲佔據了主導而智者變成了嘲諷甚至批鬥的對象，文化的載體被擊得粉碎，這完美地契合了《1984》中的一句話：「無知即力量！」 　　這一策略是十分成功的，我們已經看到了它在朝鮮半島和越南取得的「成功範例」。曾幾何時，轟轟烈烈的「漢字廢止運動」席捲東亞，南北韓與越南相繼廢止了漢字的使用。於是，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為了與另一片土地上的人民一刀兩斷，也在有意無意之間與自己土地上曾經生活過的祖先進行著殘忍的切割，他們不考慮前因與後果，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荒漠。我不知道當一個人面對自己國家那浩如煙海的古籍或高懸於大街小巷的牌匾卻無法看懂其分毫的時候，內心會作何感想，但如果是我，我會在絕望的深谷中流淚。 　　那麼，在漢字的母國──中國，情況又是否會好些呢？並沒有。說到發生在中國的「毀滅文化」的民粹，就不得不提到六十年前的那場浩劫──文化大革命。所謂「文化大革命」，全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將「階級」類比於「民族」發動的一場轟轟烈烈但性質極其隱蔽的狂熱的民粹主義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手法就是將「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巧妙地通過春秋筆法類比於兩個不同的民族，從而通過製造二者對立達到消除所謂「資產階級」文化的目的。這場運動毀滅了什麼？首先，「孝悌」、「尊師重教」、「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等價值觀蕩然無存。孩子舉報父母，學生汙辱老師……彷彿...

（2021年6月舊文重發） 　　世界上最大的笑話就是，庸人往往對自己常說的詞語之意義一無所知。這絲毫不是誇張，也不是個別現象。比如以前經常出現的網路詞語「土豪」，最終被《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有錢而沒文化的人」，很多人聽到這個定義纔如夢方醒。我會有選擇地拒絕某些網路詞語，因為我認為它們惡俗，但是有時候，最天真的人卻往往跟風使用著最惡俗的詞語。互聯網時代的人們總是得過且過，隨大流說著稀奇古怪的語言。例如，「內捲」這個詞語如今已經火遍了整個校園社交圈，但是並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其含義。 　　「內捲」這個詞語最先的提出者是一位名叫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人類學家，他在印度尼西亞調查時發現，爪哇島資本缺乏、土地數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礙等因素影響，無法將農業向外擴展，致使增加的勞動力不斷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農業內部變得更精細、更複雜。但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此產生了──雖然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增加，但是農業的產量收入卻並無顯著增長。所以，格爾茨發明了「內捲（involution）」這個詞語，用來表示「持續增加投入而無法提高產出」這一現象。 　　如果真正看到這個詞的源頭，那麼任何人都不難理解「內捲」的真正含義了。這個詞語在中國互聯網上爆紅，源自中國大學中產生的一種現象。在闡述這種現象之前，先給出當下「內捲」一詞在中國互聯網語境中的真正定義：內捲，就是競爭者們持續地投入時間、精力、金錢等等資源進行惡性競爭，最終並不會為自己贏得任何實質性利益或提高的惡性競爭手段。下面這個故事是我根據親身經歷寫的一則寓言： 　　「一天，兩個農民工去同一個工地，想要謀取搬磚的工作。他們好幾天沒吃飯了，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可能會被活活餓死。工地老闆見到他們，說道：『我這裡只缺一個人了，你們倆先試著幹一上午，我根據你們的表現決定留下誰吧。』兩人熱火朝天地搬起磚來。起初的一個小時，他們幹得很悠閒，彷彿都勝券在握。直到其中一人看到另一人的進度比他多了一塊磚，他開始有些慌了。於是，他加快了手頭的速度。另一人很快發現了此人動作的加快，也開始慌張起來，把自己的速度提升了一倍。這一邊的人看過去，感到一種強烈的危機感，把自身速度提升了兩倍……就這樣，一上午過去了，二人精疲力竭，早已經餓暈倒在了地上，任由火辣的陽光曝曬。工地老闆走了過來，看著他們，開心地笑出了聲音：『哈哈──其實，我的工地，不缺人。』內捲，捲到...

　　如果經常和東亞人討論政治或社會議題，會發現大多數的討論都是無意義的情緒宣洩。多數東亞人對公域的思考過程就是不斷地使用自己狹隘的私域觀念加以類比，以期可以為自己的主張找到合理的藉口或在氣勢上駁倒對手，他們很難分清哪些議題歸於「公域」之中，也不知如何理性地看待「公域」中的事務。 　　通常一件事進入公域之中，其主詞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某公共組織」、「全體公民」、「社會」、「政府」等等代表集體的公共概念，而不再是「你」、「我」或「某人」之類的私人概念。比如我們就「政府該不該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所」的議題進行討論，那麼我們就應該分析「政府」對無家可歸之人應盡之義務、「政府」的財政是否可以支撐、是否有相關法律或行政命令對於「政府」有類似的規定、這樣的舉措是否符合普世價值或人道主義精神等，即使我們在議題之中漏掉了「政府」二字，我們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我們討論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張三、李四、王五之類的個人。然而，如果在東亞拋出這個議題，你多半會聽到以下「論述」：「你說政府應該為無家可歸之人提供住所。那你讓無家可歸之人全部住到你家裡去呀！站著說話不腰疼！」這就是一句典型的「公私不分」的論述，我們討論的至始至終都是「政府」要不要做某件事，而不是「我」要不要做它。如果因為「我」主張「政府」要做這件事，就認為「我」應該去做，這就是典型的偷換主詞之邏輯謬誤，有人身攻擊之嫌疑了。 　　觀察到臺灣一直都有關於「廢除死刑」和「恐龍法官」之議題，這類議題的討論都很激烈，但是其中大部分邏輯都有明顯的「公私混淆」傾向。例如某人堅決反對「廢除死刑」，他「義正辭嚴」地說：「如果你認為某些犯人『可教化』，那就由你來教化。我們應該在網上開一個平臺，所有認為這個犯人『可教化』的人都上去申請，讓他出獄後住到自己家裡來，你自己去教化他。如果沒有人申請，那就判死刑好了。」這樣的言論或類似的邏輯都甚囂塵上，大多數都侷限於對「恐龍法官」或認為「可教化」的民眾進行人身攻擊，很少有人將討論的焦點放在「道德」、「法律」或「人道主義」之類的公共主詞之上。其實法官所謂的「可教化」，指的是可被「監獄」教化，而非可被某個「個人」教化，更不是可被自己教化，但因為在漢語中話題明確時可省略主語，所以大多數人都看不到「可教化」三個字的主詞，這直接導致了思維上的一錯再錯。 　　還有一個爭論很久的「統獨」議題在臺灣也是甚囂塵上，但是多數人（尤...

　　我曾開玩笑說：「美國獨立需要發表《獨立宣言》、制定憲法和贏得獨立戰爭，耗時八年多；而臺灣獨立只需要每個人都大聲說：『我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三次即可，耗時十秒鐘。」這並不是我對什麼政治傾向有明顯的偏好或深刻的反感，而是在嘲諷東亞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我稱之為「分不清理想與現實」的「幻夢現象」。 　　在東亞，顛倒黑白是十分容易的，最典型的莫過於篡改歷史。梁啟超曾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這句話絕非虛言，東亞人自古以來就堅持認為「控制過去」是一種權力的象徵，正如《1984》中的一句話：「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現在，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未來。」這在歐美人看來是極為不可思議的，大抵是因為史上歐洲的君王多對「控制過去」沒什麼興趣。中國有一句話叫：「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還有一個成語叫作「成王敗寇」，這顯示了東亞人向來是沒有什麼「必須遵守的底線」或者「約定俗成的契約」之說的，其文化的本質就是一種「慕強」心理。這樣的心理產生了一種我稱之為「符號崇拜」的東西，例如聽到或看到某個神聖的符號，就心懷敬意地頂禮膜拜一番，這樣的行為屢見不鮮。過去明清的科舉考試之中，只要寫到「皇帝」二字，就需要換一行頂格書寫，還需要注意避諱皇帝或太后的名字，彷彿只要稍微帶有「神聖」或神秘色彩的東西都不能說也不能聽。皇帝是不能議論的，孔聖人是不能批評的，甚至就連寫了漢字的紙，也是不可以和其他垃圾放在一起丟掉的（這在歐美尤為奇怪，即使是最極端最狂熱的基督徒也對開上帝的玩笑持包容態度）。所以東亞人崇拜一切寫在紙上的東西，崇拜一切官方的聲明，崇拜一切高高在上的宣傳可以賦予他們的訊息，無論那些訊息看起來是多麼荒謬和邏輯不通。 　　如果說只是簡單地篡改事實或相信被篡改了的事實，那情況也並非特別糟糕，畢竟沒有人可以得知百分之百的真實資訊，就連法庭上象徵「公平正義」的法官，也必須在證據不充分時被迫使用「疑罪從無」原則。但是東亞人的「幻夢」不僅限於相信了虛假的事實，還表現在他們對於「是非對錯」的判斷標準時刻受到外界宣傳的影響。 　　在價值觀上面，我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東亞人的，因為我對東亞人那一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價值體系有深刻的感觸。東亞人似乎認為只要有一個所謂「高尚」的目的，任何骯髒卑鄙的手段就皆可使用，任何無辜的人就都可犧牲，「草菅人命」似會突然成為靈魂深處的理所當然，「禮義廉恥」在這種...

　　孔子有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無數東亞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但如果你近距離深入地觀察整個東亞文化圈，就會發現──這句話實際上是反著用的。所謂「反著用」，並非指人們會將「己之不欲」施於他人（大多數稍有一絲良知之人都至少不會從道理上覺得它正確），而是指大多數人已經在腦海中自動去掉兩個否定詞，將其變成「己所欲，施於人」了。 　　如果說華人（這裡定義為「中華文化圈內之人」）是謙卑禮讓的，全世界絕大多數其他民族或文化圈都不會否認。的確，孔子兩千年前就曾教導眾人「溫良恭儉讓」的美德，更有老子《道德經》之「虛懷若谷」、《易經》之「卑以自牧」與唐代魏徵之「謙沖自牧」等等數不勝數的典故，無一不在教誨世人謙遜，以至於美國人面對讚美說的是「謝謝」，而華人面對讚美永遠只能作揖陪笑、連稱「不敢當」了。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如果你仔細觀察華人社會，就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實際上，每個人潛意識裡都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他們是多麼地自以為是，以至於任何存在於他們腦海之中的觀念都被潛移默化地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這樣的傲慢使得每個人表面看起來溫文爾雅、文質彬彬，但他們那些表面的謙恭背後，心裡卻在嘀咕道：「有什麼了不起！我最厲害！」但是也有藏得不夠深以至於「露餡」的時候，例如閒話、流言蜚語、說長道短幾乎是華人圈的標配。每個人似乎都表裡不一，當面客客氣氣，但卻經常在背後指手劃腳。這樣的現象，好似當面被壓抑太久而情緒得不到釋放，故背後和別人竊竊私語一番，發洩由社會道德壓抑的苦悶。所以華人三兩成群、說三道四的現象屢見不鮮，最後形成了世界上最為壯觀的「同溫層」文化，在中文互聯網上形成了「逢好必酸」的環境。 　　這樣的現象，究竟是源自傲慢還是自卑，我們終究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東亞這片土地很早就存在這種事了。皇帝永遠是正確的，誰敢說皇帝不正確，皇帝也不會和他辯論，直接砍頭就完事了。不止「君臣」，只要有上下級關係的地方，幾乎就是無法說理的，例如「官大一級壓死人」、「父命不可違」等等，就是員工看到老闆，也都是低聲下氣不敢反駁。那麼平級之間說理是否能夠呢？也非常困難。我以前高中和大學時期，經常想和同學討論問題，但是能夠對某些敏感話題正常討論的人少之又少，基本上沒說幾句就像觸碰了「逆鱗」一般，斬釘截鐵地下一句結論之後就再也不聽解釋了，即使沒有那般「強硬」，陰陽怪氣、顧左右而言...

　　我在生活中經常看到一種人，他們的狀態是一種近乎「醉酒」的狀態。這個「醉酒」倒不是說摔杯子、耍酒瘋那樣亢奮的狀態，而是那種呼呼大睡、渾身癱軟、麻木不仁的抑制狀態。這種狀態直接的表現就是，他們不會為別人經歷的任何事歡天喜地、載歌載舞，也不會對別人經歷的任何事義憤填膺、淚如雨下，就如同靈魂被抽離了肉體、情緒被剝離了面容一般。有時候，我甚至懷疑他們究竟是否是提線木偶，平時乏味地做著自己「份內」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只要刺刀沒有刺中他們的脊椎，就可以當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記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一邊喝茶一邊聊了很久，談了一些以往和近期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悲劇，可他卻表現得毫不在意。我暗暗訝異，說道：「我感到我真的一刻都不能在這個地方待下去了，只要做壞事的人一天沒有受到懲罰和譴責，我就感到喘不過氣來。」朋友這時卻漠然地看向天空，慢條斯理地和我說：「我不會這麼想，我不覺得那些人有多麼的『錯誤』，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很憤怒地去恨某一些人或激動地去支持某一些東西了。」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無力感鋪天蓋地地向我襲來，眼前的朋友突然變得十分遙遠，到了嘴邊的話也瞬間失去了出口的欲望，只剩下無窮無盡的沉默了。 　　這個世界上，尤其在東亞，總是有那麼一群人的存在。他們永遠無法與別人感同身受，只要事情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都總是以站在旁邊攤開雙手的姿態來冷冷地看著別人的苦難，更有甚者直接閉上眼睛不看、捂起耳朵不聽，似乎堅信只要不看不聽，戰火就不會燒到自己。此情此景，讓我想到了那個著名的「掩耳盜鈴」的故事，彷彿只要漠不關心、借「酒」消愁，就可以做到「歲月靜好」，直到有一天別人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纔會撕心裂肺地絕望哀嚎，瞬間「醒酒」，企圖換得別人一絲憐憫，卻猛然發現別人也如他們一般，掩耳盜鈴地活在世上。 　　之前看過一位著名的高僧說法，他說他遇到過一些人，你無論如何苦口婆心地和他們說法，他們都是一副似懂非懂的樣子，問他們剛剛說了什麼，他們結結巴巴答不出來，聽了半天冒出一句「該吃飯了」。他說這樣的人，前世都是酒鬼，個個都是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的，那麼愛酒所以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氣，這輩子即使不喝酒，也依然是那麼一副醉酒的狀態。我不知道這種論述究竟是事實還是隱喻，但無論如何這個說法生動形象，確實是這一種人群狀態的真實寫照。 　　有的時候我會好奇，如果一個歹徒在他們面前，當場對著另一個人拳打腳踢，他們是...

（2018年7月舊文重發） 　　我站在當下的時空中，回望過去的三百年，感慨萬千。 　　三百年前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三百年前的1718年，是康熙五十七年。那時，康乾盛世正當風華正茂。康熙拓寬領土、安定疆域的南征北戰已經接近尾聲，當時，是清朝中國領土最為廣闊的時候，中原江南，無不繁華如夢。但這個時候，社會矛盾已經開始激化，封建制度已經徹底走向僵化，朝野上下，並無一絲開明、包容之氣，到處都是嚴密的高壓控制。由於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只敢做些「訓詁考究」的小學，對時政、社會皆不敢有所褒貶。一味故步自封，導致與世隔絕日久。當中國士子還在孔子四書五經裡反覆馳騁時，西方的一位嶄新的思想家已經出現，他就是伏爾泰。中國人也不會知道，三十年後，孟德斯鸠會出版一本書叫做《論法的精神》，以此提出君主立憲制政體。 　　但是，時間永是流逝，從不靜止。 　　往後的一百年，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此時，正是被後世稱為「嘉慶中衰」的時期，內憂外患，已經顯現。中國內部出現大面積「財政虧空」，各級政府資金運轉不支。唯一的對外貿易機構「廣州十三行」中，中英兩國商務貿易衝突不斷升級，英國人幾次上書朝廷要求開放通商口岸，而中央政府卻屢屢以「嚴禁貿易」作為威脅駁回。當中國朝野上下認為要對「貪得無厭」的英國人進行「嚴懲」時，他們不會知道，二十年後將會發生一場「鴉片戰爭」，從此以後，「天朝」之夢徹底破碎，孔子的地位也隨之動搖。他們更不會知道，互相貿易、互通有無纔是下一個時代的主旋律。下一個時代，是一個商業的時代。 　　時間依然不是靜止的。 　　再往後的一百年，是民國七年（1918）。大清王朝早已在七年之前「通電共和」，雖然他們不知道「共和」是什麼。孔子的地位已然湮滅，隨之而來的是「民主共和」的號角。但是，末代皇帝宣統仍然留在紫禁城中，享受著皇帝的物質待遇。北洋政府統治著中國，隨時有「恢復帝制」的危險。一是袁世凱野心勃勃，二是滿清舊臣對於溥儀的忠心不死。孫中山正在全力改組國民黨，希望揮師北伐。但他們都不知道，六年之後，末代皇帝會被驅逐出宮，紫禁城將會徹底淪為「故宮博物院」。蔣介石會在孫中山死後由一個無名小卒躍升為總統，並在短短數十年之中帶著國民黨逃往臺灣。他們更不會知道，曾經被他們認為是在井岡山「落草」的「土匪」，一躍成為統領四海的主宰。 　　細細回憶，我驚奇地發現，一桩桩一件件歷史事件，都是當時所不能預知的。...

　　我是天生對大談「利弊」的現象極為反感的人，尤其是那種只講「利弊」、全然不顧其是否與「是非」相衝突的，我聽了之後就情不自禁想掀翻桌子當場翻臉，但又考慮到東亞這個「面子」文化橫行無忌的地方之「風土人情」，只好憤然轉身離去。當然不是每次都能離去的，就比如有一次我在深圳和我的大學室友坐在一輛計程車上，司機一邊開車一邊滔滔不絕地講出一些「禽獸不如」的論調，我真的一秒鐘也不想再待下去，但是又走不開，只好聽著他和我那不明真相的室友一唱一和，其境地真如百爪撓心，實乃如坐針氈而無所適從了。 　　從小開始，我就是從來把「是非」放在比「利弊」更高的位置上的，直到遇見佛門纔算找到我這種「異類」的歸宿。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有長輩不斷地告誡我這麼想問題「遲早會吃虧」，「諄諄教導」我「要爭要搶」，要「適應社會」。我那時懵懵懂懂，並不知道什麼叫「適應社會」，只是覺得非常納罕，覺得社會是多麼地不近人情，按照所謂的「社會標準」做事情實在是痛苦萬分。後來纔發現並非所有人都是這樣扭曲的價值觀，也並非所有社會都遵循那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長輩們只是由於自身活動範圍有限、閱歷有限，所以將他們認為的那個社會錯當成大千世界的全息投影罷了。如果現在還有人和我這麼說，我也不屑於與他辯論，因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現象是無法通過辯論解決的，甚至於使他置身於「君子國」中，他可能都還會左思右想，天天懷疑別人想要害他。這樣的人就是犯了「所知障」，被自己的「所知」障住了出不來的，我不覺得無意義的口舌真會有什麼作用，也就有了開頭提到的「憤然轉身離去」的真實反應。 　　並不是所有人嘴裡的所謂「是非」就真的是屬於「是非對錯」的範疇，聽到東亞人講出的詞語，通常需要冷靜思考一番，因為這個文化圈過於注重「文過飾非」，一通冠冕堂皇的「妄語」可能所有詞語都非其原本之意義。最典型的就是某些人口中的「大是大非」一詞，主要就是在表達對於某種強權的畏懼或對某種形式泯滅人性的無腦崇拜，其意義完全和「是非」沒有半點關係。在我看來，根本不存在所謂「大是大非」，只存在「大得大失」而已，譬如大清朝罵了皇上、罵了孔聖人，就會被扣上「大是大非」的帽子，完全不需要論證皇上或孔聖人是否真的做錯或說錯了什麼，就可以立即砍頭。所以在乎「大得大失」的文人士子們自然是謹言慎行，絲毫不敢逾矩了。 　　不過說了這麼多，還是有人會搬出「每個人是非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