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與犯罪天堂

　　人間諸惡，形貌萬千，然究其品類，不過兩種：一為竊鉤者之惡，一為竊國者之惡；一是持刀行兇之惡，一是遞刀勸兇之惡。前者自然觸目驚心，而後者卻常常披著聖袍、執著經卷、面帶悲憫，站在道德制高點向眾生佈道。那陽光下的惡魔正是後者──烏托邦主義。若將世上一切已知的個體犯罪全數加總，其惡尚不及烏托邦主義之萬一。這不是修辭的誇張，而是邏輯的必然：個體的犯罪只是單純的邪惡，而烏托邦主義，是對邪惡犯罪的陰險教唆。

　　單純的犯罪極為有限。一個惡人，縱使窮兇極惡，其手所能及、其刀所能傷，終究囿於血肉之軀的邊界。惡人自有惡因果，無論生在何種時代、活於何種體制，他們都會作惡──這是其心性使然，非制度懲戒所能盡除。世俗體制無論多麼糟糕、多麼粗陋、多麼千瘡百孔，充其量也只是縱使惡人成為漏網之魚、逍遙法外而已。魚雖漏網，網仍是網；法雖有疏，法還是法。漏網之魚知曉自身是魚，知道網在身後，明白自己所行是惡，故其作惡尚存畏懼，尚須遮掩，尚要在黑夜裡匍匐行事。這便是世俗秩序哪怕再不堪，也仍然守住的最後一道堤防：它沒有顛倒善惡的名目。

　　烏托邦主義的所做所為，恰恰是掘開這道堤防。它不滿足於讓惡人漏網，它要為惡人正名；它不滿足於讓惡行苟存於暗處，它要把惡行請上神壇，供芸芸眾生頂禮膜拜。試看那曾以幽靈之姿遊蕩於舊大陸、繼而附體於半個地球的異端邪說：它曾許諾一個人人平等、按需分配、再無壓迫的人間天國，許諾歷史有一個終點，而終點的名字叫平均。可是通往天國的車票在哪裡？它說，在血泊裡。它告訴飢餓的人：你去搶劫，這不是搶劫，這是奪回；它告訴嫉恨的人：你去毀滅，這不是毀滅，這是解放；它告訴嗜殺的人：你去屠戮，這不是屠戮，這是為了迎來那個美麗新世界，是歷史車輪碾過軀體時必要的呻吟。於是，刀上的血變為旗上的紅，墳頭的土成了奠基的磚。烏托邦主義為惡人準備了數不勝數的作惡藉口，而且每一個藉口都鍍著金光、閃閃發亮，使最卑劣的惡行看似正大光明、莊嚴神聖，甚至帶著一絲殉道者的悲壯。

　　這已不僅是對惡人的放縱。放縱尚顯消極，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它則是積極的鼓勵，是敲鑼打鼓把惡人請進宗廟。若論更加聳人聽聞，它的教唆並不止於惡人──它同時教唆好人。惡人作惡本無須理由，但讓好人作惡，則需一套貌似完整高尚的神學，讓他們在夜深人靜獨面自我的清醒時刻稍稍逃避良心的撻伐。烏托邦主義恰恰提供了這套道貌岸然的神學：它告訴心地善良的青年，為了億萬人的永恆幸福，眼前這十萬人、百萬人、千萬人的死亡不過是實現目標的必要代價；它告訴孝子，檢舉父母是大義；它告訴學生，毆打師長是覺悟；它告訴鄰人，掘開鄰家的鍋灶、抄沒鄰家的薄產，是走向光明的關鍵一步。於是好人懷著最純潔的動機，犯下人類歷史上最骯髒的罪行，做得比惡人更徹底、更狂熱、更問心無愧──因為惡人作惡尚有良知的掣肘，而被教唆的好人作惡，是奉了「昭昭天命」。地獄之門，從來不由惡人推開，而是由自以為在建造天堂的「大善人」，齊心協力撞開的。

　　所以纔說：犯罪並不可怕。自有人類降生在這片廣袤蒼涼的大地，犯罪就從未絕跡，亦永遠不會絕跡，它如同疾病之於肉體，是社會肌體上恆有的陰影，可防、可懲、可治。真正可怕的，是對犯罪的激勵。一個社會可以容忍疾病的存在，卻不能容忍以傳播疾病為榮的制度；一個社會可以容忍個別之惡，卻絕不能容許將罪惡確立為通往至善之路的信條。當激勵的機制被顛倒──當一個社會獎賞墮落而流放誠實，提拔打手而囚禁醫生，為劊子手立碑而令冤魂噤口，換言之，當它系統地激勵惡人卻懲罰好人──那最終的後果，其實已無需推演，也無需想像。只要輕輕翻開歷史的賬簿：上面密密麻麻記著的餓殍、流徙、批鬥與吃人，每一筆都是烏托邦主義者的必然宿命。

　　烏托邦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名字，叫作「烏有之鄉」。正因為「烏有」──它是一個永遠去不了的地方。可弔詭的是，那條號稱通往烏托邦的道路，卻曾被無數狼子野心的竊國大盜宣稱真實存在，只是那條路上寸草不生、白骨森森。人們始終到不了那許諾的天堂，卻在半途建成了另一樣東西：一座永恆的犯罪天堂。在那裡，惡不必遮掩，因為惡就是德；罪不必懺悔，因為罪就是功。天堂始終在地平線上後退，而犯罪的天堂卻已然落成，香火鼎盛。我彷彿看到隨處可見的標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謊言即真理，無知即力量。」

　　故凡有人向你兜售一張通往完美世界的車票，並告訴你車費須以他人鮮血支付，請務必記住：他兜售的絕對不是天堂，而是執照──一張傷天害理的許可證。單純罪犯的傷害僅限於刀鋒所及，而發放此類執照者，傷害的是整整幾代甚至十幾代人的靈魂。那些靈魂早已傷痕累累，體無完膚。這便是為什麼，烏托邦主義之惡，比世上一切個體犯罪的總和，還要大成千上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