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弊得失」與「是非對錯」

我是天生對大談「利弊」的現象極為反感的人，尤其是那種只講「利弊」、全然不顧其是否與「是非」相衝突的，我聽了之後就情不自禁想掀翻桌子當場翻臉，但又考慮到東亞這個「面子」文化橫行無忌的地方之「風土人情」，只好憤然轉身離去。當然不是每次都能離去的，就比如有一次我在深圳和我的大學室友坐在一輛計程車上，司機一邊開車一邊滔滔不絕地講出一些「禽獸不如」的論調，我真的一秒鐘也不想再待下去，但是又走不開，只好聽著他和我那不明真相的室友一唱一和，其境地真如百爪撓心，實乃如坐針氈而無所適從了。

從小開始，我就是從來把「是非」放在比「利弊」更高的位置上的，直到遇見佛門纔算找到我這種「異類」的歸宿。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有長輩不斷地告誡我這麼想問題「遲早會吃虧」，「諄諄教導」我「要爭要搶」，要「適應社會」。我那時懵懵懂懂，並不知道什麼叫「適應社會」，只是覺得非常納罕，覺得社會是多麼地不近人情，按照所謂的「社會標準」做事情實在是痛苦萬分。後來纔發現並非所有人都是這樣扭曲的價值觀，也並非所有社會都遵循那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長輩們只是由於自身活動範圍有限、閱歷有限，所以將他們認為的那個社會錯當成大千世界的全息投影罷了。如果現在還有人和我這麼說，我也不屑於與他辯論，因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現象是無法通過辯論解決的，甚至於使他置身於「君子國」中，他可能都還會左思右想，天天懷疑別人想要害他。這樣的人就是犯了「所知障」，被自己的「所知」障住了出不來的，我不覺得無意義的口舌真會有什麼作用，也就有了開頭提到的「憤然轉身離去」的真實反應。

並不是所有人嘴裡的所謂「是非」就真的是屬於「是非對錯」的範疇，聽到東亞人講出的詞語，通常需要冷靜思考一番，因為這個文化圈過於注重「文過飾非」，一通冠冕堂皇的「妄語」可能所有詞語都非其原本之意義。最典型的就是某些人口中的「大是大非」一詞，主要就是在表達對於某種強權的畏懼或對某種形式泯滅人性的無腦崇拜，其意義完全和「是非」沒有半點關係。在我看來，根本不存在所謂「大是大非」，只存在「大得大失」而已，譬如大清朝罵了皇上、罵了孔聖人，就會被扣上「大是大非」的帽子，完全不需要論證皇上或孔聖人是否真的做錯或說錯了什麼，就可以立即砍頭。所以在乎「大得大失」的文人士子們自然是謹言慎行，絲毫不敢逾矩了。

不過說了這麼多，還是有人會搬出「每個人是非觀不同」的論點來抬槓。這一點我是十分同意的，但同意不代表沒有底線，否則人與禽獸就毫無區別，人道眾生之所以區別於畜生道，還是要有一個「底線」在那裡的。我一貫認為的底線是「不可以在他人非自願情況下、有意識地傷害他人的身體或生命以保全或利益另外的人（包括但不限於自己）」。儘管用詞十分審慎，還是有一些特例存在的，比如法院可以對人犯判處死刑就不符合這樣的底線定義，儘管死刑嚴格意義上來說合理性是有待討論的，至少在佛教的意義上是如此。但是如果真要以佛教的觀點去看，這個句子中的「人」字均需換成「眾生」，即一切有心識之物，即是如此也是不夠的，因為佛教之清規戒律遠遠比這個標準苛刻，但是信仰是用來約束自己的，不是用來管教別人的，所以在這裡就暫且以世俗價值來論就可以了。我相信很少有人看到這一定義感覺不認同，但同時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使用這一個「底線」的定義，就沒有什麼所謂的「道德困境」存在之空間，尤其是所謂「電車難題」根本就會變成無稽之談。我從不認為那些世俗困擾的「難題」真的有任何思考空間可言，如果有人認為它們困難，很有可能是因為你的道德觀本就前後矛盾，導致瞻前顧後的邏輯謬誤出現了。

其實東亞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一個注重符號的地方。過度的符號崇拜往往導致人們無法看清問題的實質，我們通常觀察到的就是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名稱」（能指）爭來爭去，每個人都看上去義憤填膺，但很少有人關注這些名詞背後的「實質」（所指）。所以東亞人的邏輯思辨能力普遍較低，他們所謂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觀）並非建立在一個自恰的邏輯體系上，這樣殘缺不全的體系恰好為各種各樣的「詭辯」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間，每個人只要換一個詞語就可以掩蓋他們的真實意圖與想法，使得一些「罪大惡極」的言論聽上去「道貌岸然」。這個現象我將其稱之為「符號崇拜」，其深層原因就隱藏在我們日常使用的漢語和「漢字」之中。有人巧妙地將某些「投降」改稱為「投誠」，視圖讓他們的話語看上去「大義凜然」，而如果西方人看到則會莫名其妙，因為不管「投降」或「投誠」，英語都是「surrender」。有人將「漢字」改稱為「方塊字」，視圖使之與「漢」民族脫離關係，然而西方人只會看到「Chinese characters」的英文翻譯，完全無法理解其中的爭執。「一義多詞」現象的普遍使得漢語變成了一種情緒化的語言，通常這些對事實描述幾乎完全相同的詞語卻表達著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以在東亞，我幾乎無法說出一個不帶情緒的句子。但在另一方面，漢語卻是一個詞彙量極其匱乏的語言，例如「sex」和「gender」都翻譯成「性別」無法區分，直接導致了東亞跨性別議題的輿論總是出現巨大撕裂。黑格爾的那句名言「What is reasonable is real; that which is real is reasonable.」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翻譯成「存在即合理」，用來合理化社會上各種不公不義的怪象，不知黑格爾如果泉下有知，會不會氣活過來與他們理論。正如雲南作家于堅所說：「能指和所指已然混淆。」若是沒有釐清二者之關係，說再多也是惘然的。

我年輕時，血氣方剛，到處與別人爭執，因為我不明白某些簡單的道理為何在別人的大腦裡卻是那樣難懂。後來我懂了，有一些人按照自己的經驗主義活在世上，他們不需要一套自恰的世界觀，而我不一樣。我做每一件事之前都需要仔細檢視它與我體系之間的兼容性，模糊空間十分有限。所以，你能否區分「利弊得失」與「是非對錯」，不是看你是否善良。有時候，最善良的人往往因為缺乏思考，做著最邪惡的事情而不自知。